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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“大厂”熬夜人:没人10点前下班 累得睡

互联网“大厂”里的熬夜人

俞静所在的互联网“大厂”最近“攻坚”,意即全体奋战、攻克一个项目。她所在的部门没人能晚上10点之前下班。这间“厂”不用打卡。于是,上午过了十点半,好些人才陆续出现。

“明目张胆的。”俞静形容同事的迟到。领导也只客气地督促一句:“以后能不能早一点?”

平时大伙儿不敢这么干。“大厂”里每半年要搞评定,满分五星,打了一星、二星,前途无望,只能走人。俞静形容自己累得“睡不着觉”——由工位到躺下的时间太短。她一觉醒来,又是工位上的一天,从10点到深夜。

俞静所在的部门,平均学历很高,同事们也常调侃,自己是流水线上“打工人”。

程序员刘铠对记者说,在“大厂”的技术部门,表达情绪的方式是修改微信签名:“‘今日易燃易爆炸’这样。”

晚上10点多了,他在公司会议室里接听记者的电话,一半同事还没下班。

顾忌被领导看见,刘铠连修改签名也不尝试,永远是一串电话号码,后面接:“有问题,请来询。”

“厂里”

这是一种迟钝的痛苦。俞静回到住处,抱着手机刷明星视频到凌晨。她说这是必需的“治愈”时间。

她专门去吃“辛苦”的“瓜”。综艺新闻里提,小鲜肉学跳街舞,连轴转地排练,累得叫救护车。她没时间看节目,只能反复看剪辑视频,5分钟、10分钟的,看他们逼近自己的极限,去娱乐别人。还有那些港星。尤其香港无线电视TVB的女星,回忆自己拍电视剧,通宵地背台词。

“我对这个世界一直有种愤怒,”俞静说,“看到哪怕是那样层次的人,依然面对着枯燥又高压的生活,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共性的痛苦,然后释怀一些。”

俞静追看的明星对媒体说,自己的择偶观念是——是个女的就行。因为他太忙碌,生活又封闭。

但他们是娱乐界的领军人物。对应到互联网行业,“对标的也是公司高层”,怎么能跟他们互联网打工人一样呢?

俞静所在公司的大领导,最近又在考虑开发新项目,提了几句,这个事情就层层下达,产品、运营、战略各个部门竞相出具报告,“一个月飞出了十几份”。还有更多报告在筹备中。

这就是她参加的“攻坚”。不同的团队铆着劲儿比赛谁写得好,都不下班。

一阵一阵的虚无,从俞静的心间扫过。晚10点会迎来打车的高峰期,而她不一定能赶上——她时常同时盯四五个研究,跑回归、做图表,有时来不及,指导着帮她发问卷的下游企业做PPT,大致说一下意思,对方整理成文。

俞静的上级个性很强。刚入行时,她常被指着说报告太差。现在催她的报告,依然跟催命似的。可是,俞静又不得不感激他——他能从其他团队那里“抢”来活儿。

写了更高级别的领导认可的报告,领导的年终汇报才有话可讲,整个团队才可能升职,躲过业内“35岁淘汰”的魔咒,“升到一定级别就比较稳了。”俞静肯定地说。

即便不存在“35岁淘汰”,也要尽量升职。否则,这样大的工作量,35岁的身体能扛得住吗?

即将30岁的刘铠经常晚饭后还要开会,整个团队讨论如何把整个后台系统改得更稳。

他所在的“大厂”正在快速扩张,短短几年就与更早创立的BAT(百度、阿里、腾讯)“叫板”。它的总部大楼也总是引得路过的人在深夜驻足拍照,发社交平台。“绝了啊。”今年一月,一名微博用户在22点15分晒了大楼门口汹涌的下班人潮,“这时候竟然是个堵车小高峰……”

刘凯总是对接更心急火燎的产品经理。很多产品在用户高速增长阶段,也在高速改动。程序员不够用,产品经理都希望后端的程序员优先干自己产品相关的事。

“可是,‘大厂’里的程序是蛛网一样的。”刘铠说,“你的数据流转到我这儿,被我加工,我再抛给下一步,我平时只负责一小段,很多修改要去沟通别人。”“大厂”出品的不同产品彼此连通,各个页面设置不断地修改,而一小项设置的修改关系到很多不同的段落。

“这个改动我需要半个月。”某一日,刘铠给某个对接的产品经理发消息。

“下周能不能交?”对方回。

“你就别想了吧。”刘铠说。他并不经常反驳产品经理给的时间,有时还会说:“你要不找下我的领导,跟他反映一下?”

理想的情况是,产品经理找了他的上级,争取多给一些人手,但有时候领导也来指责他:“这事给我做,两小时就做完了。”

“这样一个改动,给他两小时又哪里写得完?可能觉得我是男生,直接骂我效果显著,我也是过了面试、过了试用期的。”刘铠觉得领导的话有点夸张,又常常责怪自己个性软弱,怀疑自己技术“菜”。

“是我不够好吧。”他又想。这样的心理活动屡屡发生在回到家的深夜,在这样的深夜和记者聊到戳心窝的话,这个疲惫的程序员眼里噙满泪水。第二天,他还是会去上班,不然哪有钱呢?

挤压

领导也有压力。刘铠接着给自己“上课”,“leader”是个脾气火爆的人,对内对外都不给好脸色,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:“至少我现在没房贷,所以随时可以离职。但是如果有房贷,又人到中年,他能到哪里去?”

刘铠对记者说,他眼中的互联网企业讲究“多快好省”,比方说,如果今年某款产品营收做2%的增长,就能实现赢利,“大厂”的人肯定会觉得:“不行!两个点太少了,要实现十个点的增长。”

用户就像地盘。企业忙不迭地占领每一项新业务的山头,把自己的小旗插上去。增长的要求逐次下达到每一层,员工证明自己价值的时间在变短。“一个产品给你做,六个月做不出来,那就下课吧。”

严重的增长压力,导致“大厂”流水线上的各个环节不时发生刘铠遇到的“挤压”。这家“大厂”的另一名员工也对记者描述,不仅产品老在责难程序员,卖广告位的销售人员拉来各种“烂”客户,“冲几百元就走”,也能把产品一方气得骂娘。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拦住这些“烂”客户上线,为此,不惜再把“锅”甩给内容审核端。特别是月底,经常发生一场乱战。

实时变动的用户数据也把焦虑感传递给俞静。有时候,她带着供应商做的PPT去开分析会,旁观产品经理训斥他的下级——产品表现不好,年终奖会少拿分红,而且晋升可能性变小,更对35岁的到来感到忧虑。有的事发生得太快了。俞静说,半年前还春风得意的产品经理,最近突然满面愁容。

他们也纷纷到俞静这里“排队”,都希望俞静先做与自己产品相关的研究,情绪太差的人,对俞静没有好言语。

“下一次升职很可能会卡着我,要做答辩,要说自己这些年有哪些业务思考,哪些方法论的突破……”又有短期的工作量,又要做长远的规划,于是,俞静也老在和产品经理争取时间。她感到心力交瘁。

从前在“985”高校,俞静是惊人的好学生,曾打算继续读博,吃过很多苦。刚进“大厂”上班,俞静有一种“苦海”里“上岸”的感觉。“大厂”里有明亮温暖的免费健身房,有随便吃喝的晚餐、水果和零食。

然而“大厂”太忙碌。她和产品经理对接,没听得太懂,多问了几个问题,对方可能就会“很无奈”地重复一遍之前讲过的内容。后面,可能再发生撕扯,双方开始“对账”,当时他说了什么,她又说了什么。

多数时候,她也没有很严重的恶感。毕竟,她学生时代一直在严厉的教育环境里,“我上学的时候,也总是挨骂。”俞静自以为非常“抗压”。这也是在“大厂”工作的必备素质。

另一间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一名员工觉得,“大厂”里的考核比外面更严。

“出了错,何止是责怪你,”她说,“可能你在原来的单位出错,领导会找你谈话,说你几句,但互联网的责怪方式是,你要写bad case,围绕怎么失误、以后怎么避免,然后在众人面前讲出来。”

她觉得战战兢兢。“怪兽遍地”。

“淘汰”

“有没有想过,如果多招几个人的话,就不会是这样?”记者问刘铠。

“我觉得原因很简单,”刘铠说,“公司要是增加人员规模,直接挑战是薪资要增加,另外是组织结构要提升,有一个理论是一个人能管理的直接下属上限是10到12个人,招十个基层小工就得再招一个第二层的工头。”

刘铠说,自己读大学时,也是个脾气火爆的人,“简直是个‘巨婴’”。那时候,由他带队在《魔兽世界》里打大boss,一只很大的怪兽。“我就差给你上一个游戏截图了。”如今说起自己的战绩,他还是很骄傲。

“怪兽的机制特别复杂,要是队伍里有人犯了一个错,所有人跟着陪葬。”当年,血气方刚的刘铠整天面对屏幕训斥自己的队员,骂人家打游戏不努力。刘铠想,要是那种个性坚持下去,是不是现在自己也是一个令人生厌的“team leader”?

但有一回骂人以后,刘铠的队友找他说,人各有生活,其他人可能有更重要的事,比如找个女朋友,哪里像你,整天在游戏世界里驰骋。

从此刘铠学着将心比心。即便满腹冤屈,他仍下意识地为公司考虑。比如,“大厂”的行政流程有时比在体制内更繁琐。刘铠给公司“找补”,都是几亿、几十亿元的交易,要是出个小纰漏,那股价可不得大跌么。

他好像并不愤怒,而更恐惧。他最近活在深重的焦虑感里,想象着35岁的自己工作量退步,仍是个基层程序员,领导来劝退他:“我们觉得你这几年没有什么进步,我们不需要你这样不追求进步的人。”到时候,自己该怎么办?

少有受访者见到35岁互联网员工遭到淘汰的实例,但并不妨碍这种说法相当流行。一名程序员对记者说,目前企业处于上升期,还在大批招人。但企业不可能无限扩张,以后借裁员的名义辞退中年人,有什么不可想象?

这名员工在人工智能领域工作。他和他的同事不仅忙产品,也忙计算机论文;但他们仍然认为,互联网的进步速度不及从前预测的快:“目前技术突破以及需求挖掘的情况都不乐观,可能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只配卖个菜。”

在对提高技术水平的需求不大的情况下,年龄增长,势必工作效率减慢,这名程序员深感升职渺茫。“除非领导猝死了。”他调侃道,这样能给他腾出一个位子;如若不然,未来自己严重减产,公司可能赔给他钱,找比他效率高的人顶他。

他对记者抱怨,自己想提高技术,往领军人物的方向发展,可是,现在加班太多了,根本没时间学习。

对于更多的互联网人,直接的经验是——基层招聘只要年轻的新人,“老人”进不来。刘铠说,各“大厂”仿佛对好了台本,就特定岗位挖其他“大厂”的员工,只挖级别低或平级的,他们想“低就”找工作也不可能。

没有人否认互联网行业工作强度大,而且“只上不下”,只是,刘铠不时地失去上升的信心,很多人没有。比如,与俞静同公司的小吴也工作好几年了,看上去兴致勃勃,他说,拼多多来挖过他,但他打算在现公司升一级再走。

“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回家以后能干什么?”小吴反问记者,“回家也不过打打游戏,一个人待着。那为什么不在公司里待得晚一点?”

同样加班,俞静的“螺丝钉感”很重,而小吴觉得自己骑到了一头巨兽的背上。这样的想法不在少数。有受访者对记者说,她觉得自己能参与改变世界。

但是,他们在入职前都考察了特定公司和岗位对人的消耗程度,不至于加班加到心慌气短。之前,小吴在BAT之一的某个视频团队当实习生:“通宵不睡,搞欧洲现场的视频直播。”他理性地退了出来,换了一个无需通宵的职位。

​​茫然

忙碌起来,俞静偶尔觉得,自己也可能倒下。她累极了。

此外,令她倍感不愉快的是,她觉得自己对人冷酷起来。俞静对记者强调,部门气氛还好,那种令她感到惊恐的变化,发生在她与不那么熟悉的人之间。

除了与业务部门就时间表“杠”来“杠”去,俞静现在熟练地骂起自己的实习生和代她做PPT的供应商。“你这个东西写得太差。”夜间8点,“大厂”的窗外灯火依稀,俞静语气冰冷地给人发信息,“11点半改一版出来。”

她知道,收到信息的人会像她以前一样,一阵震惊过后,熬夜改报告、PPT。“可是,我如果不这样催他的话,我就得自己从头做这个东西,而且就算我已经催了他,我自己还得通宵。”正在“攻坚”的俞静“忏悔”道,既崩溃又不甘。

从前俞静读研究生,想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学术界争地位。她写论文,为了迎合学术潮流,反复改研究思路,给其他学校的知名学者写邮件,试探又试探。她觉得自己要抑郁了。

后来她发现,那样的生活也有值得回味的地方。同样是天昏地暗,与各式数据为伍,但在学校里,她还关心一些大问题。她试图考取博士不顺的悲伤是那么寥廓,当时一直在网络上更新自己的心情,写“无病呻吟”的东西,与一些学术同好一起叫苦。当时的她哪里知道,那也是一件奢侈的事。

现在俞静打开公司内网。论坛里的热门文章简单粗暴——“30岁,买不起房,周末只想休息,没有朋友,怎么办?”俞静找不到答案。

“要不就回老家教书。”刘铠为35岁可能被淘汰的自己想好了一条退路。他想起自己的高中老师,教一两个班,在职责范围内把工作做得很好,业余时间,买各种便宜东西,去菜市场挑菜,待遇在当地不错,又有社会认可度。刘铠羡慕他们。

“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,说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,都是有用的人。问题是,我有没有用,不由我自己评价。”

他生气起来。要是公司敢辞退他,他就告公司去。然后,“公司会卡我的离职证明,会一直拖着我的官司,不让我找新的工作,拖个一年半载……”

“我在北上广,追求有房产、有车,有结婚的必需品,这种东西能给我带来一些归属感,保证我的社会地位。”他又说,“我的财力现在不足以支持我去追求这些东西,所以这是我现在的目标。”

但是,“我又觉得这个目标离我有点远,我要买房,也许还要打拼多少年,然后再考虑结婚、养娃。”

二三年前,他遇到过一点感情问题。然后,刘铠换了一个城市,逐渐走进“大厂”,带着对“亲密关系、家庭生活”的朴素憧憬。

前述刘铠同事对记者说,对于一些学历不高的同事来说,“加班是他们最大的梦想,甚至要发个朋友圈庆祝。”

他看那些销售人员,实现了业绩翻倍,“在公司里搞庆祝活动,像学校运动会一样,头上绑根红绳敲大鼓,嗷嗷叫”。

刘铠反复说,社会对人评价的体系太单一了,似乎只有买车买房才算成功。但究竟是社会的评价,还是他自己的追求,他也说不清楚。

记者 吴菁 实习生 常泽昱 陈灿杰

(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澎湃新闻记者喻琰对此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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